禄口机场的隐秘伤痕，当消毒水混入泪水，保洁员沉默的机场 L 29

“国际航班保洁要一级防护，国内航班可以简化些，但实际排班时，经常上午做完国际航班，下午就去做国内区域，中间就换个口罩。”李华的同事王姐（化名）补充道，这种混排，一方面源于人手紧张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“节省成本”——不同级别的防护装备价格悬殊，在管理者眼中，这可能只是排班表上的灵活调整；在病毒面前,这却成了致命的漏洞。

“我们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，国际国内航班保洁混排，防护培训只有十几分钟……”李华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，平静中带着疲惫，这简短的陈述，撕开了禄口机场光鲜表面下的另一重现实：在锃亮的大理石地面和井然有序的航班信息屏背后,是一群隐形劳动者的超负荷运转。

李华确诊后，在隔离病房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，高烧不退时，她最担心的不是自己，而是“会不会传染给更多人”，康复后，她选择了发声，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希望“不要再有第二个李华”，禄口机场随后进行了整改，保洁员队伍扩充，培训加强，国际国内保洁严格分开，这些改变,是用一场疫情换来的。

这种视角的缺失，代价巨大，禄口机场疫情最终导致全国多个省份扩散，经济损失以亿计，事后追责，多指向管理疏漏，若没有一线劳动者的真实反馈，任何管理改进都可能是隔靴搔痒，李华说，她们曾多次向班组长反映防护不足和混排问题，但往往得到“会向上汇报”的答复，然后就没有然后，底层的声音，在科层制中层层衰减,直至消失。

李华们的发声，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它提供了疫情叙事中常被忽略的“地下视角”，主流报道中，机场是防疫的“国门前线”，是科技加持的防控堡垒；而在保洁员的叙述里，这里是体力与时间的拉锯战，是规定与现实间的灰色地带,是无数个默默承担风险却鲜被看见的日常。

更少被提及的，是她们的心理负荷，李华回忆，疫情后每次回家，邻居都会下意识退后两步；孩子的家长群里，有人旁敲侧击询问她的职业。“感觉自己像个移动的‘危险源’。”这种污名化并非来自恶意，而是信息不对等下天然的恐惧，但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,让她们只能独自消化这些压力。

禄口机场早已恢复繁忙，旅客们行色匆匆，很少有人会想起2021年夏天的风波，更少有人知道李华的故事，但她的声音，应当被铭记——不仅作为一个疫情警示，更作为一个社会隐喻：当我们谈论公共安全时，不能只仰望高处的防控体系，更要俯身倾听那些托举着这个体系的、沉默的大多数。

禄口机场的保洁系统，是一个精密而脆弱的金字塔，塔尖是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和严格的防疫规定，塔基则是数百名像李华这样的保洁员，她们年龄多在40-55岁之间，来自周边乡镇，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进入机场，在疫情前，她们的日常是追赶着航班的节奏，在旅客散去后的深夜，擦拭座椅、清理卫生间、收运垃圾，疫情后，工作内容中加入了繁重的消杀任务，但人员并未增加，防护知识也仅停留在“穿好防护服”的口号层面。

2021年7月，南京禄口机场的保洁员李华（化名）确诊新冠，消息传出，舆论哗然，人们关注的焦点迅速集中在“机场防疫漏洞”“境外输入”等宏大叙事上，而李华这个名字，很快被淹没在数据洪流中——她成了“禄口机场确诊保洁员”，一个被定义的符号,一个疫情传播链上的节点。

直到她决定发声。

值得深思的是，这种“结构性失声”并非特例，在城市的运转中，保洁、保安、快递员等群体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基础网络，却常处于叙事边缘，他们的工作条件、健康保障、心理状态，很少进入公共讨论的视野，疫情像一面放大镜，暴露了这种沉默背后的系统性风险——当最基础的环节最脆弱时,整个系统都坐在火山口上。

在消毒水的气味中，在凌晨四点的航站楼里，无数个李华仍在擦拭着这个世界的门面，她们的每一次弯腰，都关乎着这座城市的健康底线，而听见她们的声音，或许是比任何高科技防控都更基础、更重要的“第一道防线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