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把标尺：病毒致病力的演化与医疗系统的承压阈值
停止全员核酸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决定，而是一个标志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决策，它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“接力赛”，当病毒的威胁性在疫苗与自然免疫面前减弱（第一棒），当新型监测体系能够稳稳接替筛查职能（第二棒），当社会资源的投入产出比指向更优化的配置（第三棒），接力棒便可顺利交接，这一刻的到来，是科学、理性与务实精神的胜利，也是我们社会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，不断学习、调整与进步的生动写照，它最终指向一个目标：在保障人民健康与维护正常社会秩序之间，找到那个动态的、最优的平衡点。
“今天做核酸了吗？”这句曾几何时最寻常的问候，正在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，从街头巷尾排起的长龙，到检测亭的悄然退场，“全员核酸”这一特定时期的非常之举，其去留牵动人心，我们究竟该依据什么，来科学判定它何时可以功成身退？这并非简单的“取消”，而是一个需要精准度量、审慎决策的系统工程，其退场的标尺,核心在于三大条件的成熟与共振。
任何公共卫生政策，都离不开成本与效益的考量，全员核酸在特定阶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但其社会成本亦极为高昂，这包括直接的、巨大的财政支出，检测、人力、物资的消耗；也包括间接的、深远的社会成本：频繁筛查对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干扰，对部分行业、个体商户的持续影响,以及长期下来可能对公众心理造成的疲惫与焦虑。
退出的第三个关键条件，是经过严谨评估，确认继续实施全员核酸的“边际效益”已显著低于其“综合成本”，当疫情处于广泛低水平流行，传播链清晰可控，通过流调溯源等精准手段已能有效扑灭局部疫情时，继续投入巨量资源进行全域筛查，其发现的阳性病例对于防控整体的贡献率（效益）已变得很低，将资源转向加强老年人疫苗接种、储备医疗资源、普及健康知识等更具成本效益的领域，无疑是更优选择，这一决策需要公共卫生专家、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等多学科共同参与评估,确保是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健康收益。
第二把标尺：监测预警体系的敏捷化与精准化转型
全员核酸最根本的初衷，是在病毒原始毒株致病力强、医疗资源面临挤兑风险的危急关头，通过快速“筛检”来“围堵”病毒，为生命争取时间，其退出的首要前提,是病毒本身的威胁性发生实质性变化。
这指向两个关键维度，一是科学界公认的病毒进化趋向——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成为主流，其传播力增强的同时，临床数据显示其导致的肺炎率、重症率及病死率显著降低，当大量实证研究表明，感染主要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，更像一种“自限性”疾病时，大规模筛查的医学急迫性便随之下降，二是医疗系统的应对能力，当疫苗接种（尤其是老年人等脆弱人群）建立起坚实的免疫屏障，特效药物储备充足、可及性强，分级诊疗体系畅通，使得重症患者能够被及时识别与收治，医疗系统从容不迫，不再有击穿之虞时，通过全员核酸来“预警”和“减压”的必要性就大大减弱，将宝贵的医疗与公卫资源，从“大海捞针”式的普筛，转向重点人群与机构的精准防控,是更为科学经济的策略。
这套体系应是多维度、立体化的。哨点监测网络需加密强化，覆盖全国各级医院，尤其是发热门诊、呼吸科的症候群监测，能像地震仪一样，实时感知疫情波动的“震感”。重点机构与人群的常态化检测需成为支柱，养老院、福利院、中小学等脆弱人群聚集场所，以及医护人员、公共服务人员等关键岗位，进行定期筛查，如同布下精准的“监测浮标”。污水监测、基因测序等科技手段应广泛应用，监测城市污水中的病毒载量，可以无感知地评估社区传播水平；对流行毒株进行基因测序，能追踪变异动向，预警潜在风险。民众的自检上报与症状监测也构成重要一环，当抗原自检试剂方便可及，且阳性结果能通过便捷渠道上报并纳入统计，就能形成对疫情态势的有效补充洞察，只有当这套“组合拳”被证明，其预警灵敏度不亚于、甚至优于后期全员核酸的效果时,后者的大规模模式方可安心退场。
取消全员核酸，绝不意味着对病毒传播“闭上眼睛”，恰恰相反，它要求我们拥有一双更敏锐、更智慧的“眼睛”，一套高效、灵敏且精准的替代性监测预警体系必须就位,这是安全退出的技术保障。
第三把标尺：社会成本与综合效益的理性权衡
微信扫一扫打赏
